老中青作家成就文学大省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才彦辈出，人杰地灵。荀子、 韩非、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元好问、关汉卿、罗贯中等等杰出的文学家，以卓有建树的诗歌、散文、剧本、小说，为山西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彩，为山西作为文化传统厚重之地奠定了基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山西文学创作不断地继承传统，续唱新篇。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山西的文学事业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山西人民对外展示自己形象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全国文坛确立了文学大省的地位。

山西文学七十年的历程，是与新中国所走过的轨迹血脉相通的。从内容上看，这七十年的山西文学，主要表现的是人民群众在翻身当家作主之后，所焕发出的建设国家的无限创造力和积极性，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变化的生活轨迹。当新中国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处于良性发展时期，文学创作自然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当政治和经济受到错误路线干扰而出现波折的时期，文学也就进入一种低潮状态。从作品成绩上看，这七十年中，山西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的甚至于可以称之为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剧本、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塑造出了许多生动且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不仅在表现北方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农民的思想情感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也独树一帜，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文学最受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则再一次证明了山西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可忽略的创作能力，成为思想解放大潮中走在前列的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力量；世纪交替前后的山西文学创作第三次高潮，一批思想观念活跃、艺术方式创新的中青年作家，靠自己的作品，延续了山西作为文学大省的地位，为建设文化强省贡献了力量。几年前，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雨果”奖，标志着山西文学创作走向了世界，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概括七十年山西文学的总体走向，应当说，是老中青数代作家，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特别是红色革命根据地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努力创新，既保持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又积极吸收借鉴外来艺术形式中有益的成分，因而，使得山西文学七十年能够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与创造力，达到了不封闭、不保守，民族性和时代性共存的良好状态。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以赵树理为首，包括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人民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地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像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李束为的《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孙谦的《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胡正的《汾水长流》《七月古庙会》等等。这些作品，把表现主旨集中到反映农村生活、刻画农民性格上，生动地表现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示了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喜怒哀乐。在歌颂农村涌现出新人新事新道德的同时，作家们也真实地揭示出了农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犹豫、徘徊和痛苦心路过程，尤其是敢于大胆揭露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鞭挞和批判少数农村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浮夸风和道德败坏等劣行。这些作家认定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自己写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坚持深切关注农民命运、关注农村发展、关注农村政策的思想基点，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有个性、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文学界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它的所有特色，都是由这个本质派生出来的，比如着重表现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的创作宗旨，比如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比如致力于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等等，都是要通过文学这种形式，帮助和激励广大农民群众卸掉身上的历史重负，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确实起到了让文学成为广大农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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