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主导走向，是西方哲学与中国社会、中国哲学由冲突走向融合、贯通、转换，创造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并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成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哲学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学人对西方哲学的学术立场、态度也走向多元，更多地从整体上认识和反思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和西方哲学危机，有了更多的人类整体关怀和未来想象，使西方哲学界开始意识到加强与中国哲学平等交流、对话的重要意义，意识到中国哲学传统焕发出来的新生命和它对重建人类世界秩序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中、西方哲学的融合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界定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现代性制度、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大量涌进中国，中国社会面临现代转型，国人的情绪、思维都不得不作重大调整，仁人志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严复、王国维、梁启超等接纳西方哲学算起，“西方哲学中国化”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

但“西方哲学中国化”其实是一个新近提出的命题。近来有学者指出，“‘西方哲学中国化’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动化、主体化和自觉化过程，是西方文化形态在中国语境下的再诠释和再创造。”〔1〕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这种界定强调了中国学人研究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意识、创造意识，但似乎意有未慊，未能道出最为关键的对“化”如何理解的问题。如果不能确定“化”的内涵和意蕴，就很难说清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化”、西方哲学在中国、“西学东渐”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们很难说“西化”、西方哲学在中国、“西学东渐”就没有“主动化、主体化和自觉化”，也不能说它们就没有“再诠释和再创造”。因此，在这里我们强调的“化”的整体性，即从“消化”到“转化”到“会通”“贯通”“贯彻”，亦即“化”出的理论体系形态。严格说来，没有通过消化、转化西方哲学的范畴、观念和方法，“会通”现实普遍问题与价值关怀，“化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形态的，都称不上“西方哲学中国化”，尽管“化”出的理论形态也要依靠西方哲学的译介和研究。简言之，西方哲学中国化应该强调所取得的理论形态的成果，并能“化”西方哲学，反哺西方哲学，超越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家也重视这些理论成果，我们可名之曰“自化与化他”。下面，我们试图通过对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化”、“西学东渐”的辨析申述之。

(一)“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伟大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且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是如何规定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特点和实践的品格，从根本上与其他西方哲学区别开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介入现实生活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历史上真正的哲学尽管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影响了人们观念的形成，承担了哲学的社会功能，但哲学家们并没有对自身的哲学自觉地提出实践的要求，他们对世界主要只作理论的抽象和说明。可以说，他们的哲学基本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践、哲学与人民群众的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所以不但坚持理论和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也坚持理论活动与人的社会实践的贯通，“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掌握群众，也被群众掌握，而西方哲学的抽象性制约了其自身在群众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很难获得能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理论形式。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历史变化之谜、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时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的科学解答，因此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学以致用的实用理性，是以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导向的。这种问题意识并不是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缺点，而是在“化”的过程中必然的和合理的，关键在于引入的学理是否真正能够把握时代特征，能否回应现实的要求。如果采用移植和复制的方式对待西方学理，恰恰不是“化”，而是表明中国问题、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的丧失和“消化”“转化”的思考能力的退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运用”“结合”“转化”的“化”的能力与理论创新力，从而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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