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语言时代化与自我意识及传统礼制体系的矛盾和冲突

对现状的不满，往往引导人们向两个方向去追寻理想：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从中国历史来看，自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始，中国人便挟持着“上古三代”和“成康之治”的美好，向过去寻求理想社会。中村元认为中国是个尊重经典和传统的民族，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若是因为对自身现状不满进而演化为对过去也一概否定，则理想的追寻并不一定是指向未来，更有可能指向他者。

自晚清以来，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天朝的自信丧失殆尽，时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人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不仅对现状不满，对历史和传统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因此，晚清改革者不再向往上古和成康时代，转而以代表着先进的西方和日本为榜样。

同时我们注意到，从先秦到宋明，中国学者和文人在探求社会理想革新时，多从文学和文化角度入手，先从精神层面去探求社会改革的路径，如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安石的“新学”等。

但挟持着“上古三代”和“成康之治”的美好向往，以恢复圣德之治为宗旨的传统改革体制下，及已被设定为不可更改的传统道德精神规范中，时代的变化首先令学者和文人们觉察到的是语言“名实不符”的问题。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不但导致新名词的出现，还往往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使传统词语指称意义产生转化。因而社会动荡和文化转型期的语言思考显得尤为突出，并集中体现在“言”“意”关系的讨论上，而其最终的归旨是对语言指称价值和工具功能的拷问和怀疑，怀疑精神是个人觉醒的重要表现，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和语言史上其个人主义与语言的“言意”思辨是有密切关系的。[注]在中国历史上名实、言意讨论激烈的时期主要是春秋战国、魏晋以及晚唐五代和宋代。这几个时期，从史学的角度而言属于动乱时代，在中国文学和哲学史上属于文学和哲学的自觉期，在汉语史上也多被学者作为具有语言区分特征的分界期。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指出“魏晋是中国史第一次有关个人的觉醒”，而魏晋玄学承自老庄思想。老庄思想的个人主义，许纪霖于《大我的消解》有具体阐述。此外佛教尤其是中晚唐的禅宗，和宋明理学也重视个人或自我。禅宗“心传”是在怀疑语言功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兴盛期主要是在晚唐五代至宋。余英时、许纪霖等学者的讨论证明了语言怀疑与自我意识的关系。

尤其是中国数千年所尊崇的礼制和道德体系，自西周以来就带有明显的符号化和工具化特征，[注]《先秦符号思想研究》认为：“周公制定的礼乐文化并不仅是调整规范的社交祭祀等礼仪仪式，而是将人的各种符号表意活动纳入一定的规范秩序。”“整套礼乐文化符号系统”具有“作为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元语言的政治合法性”。或者说“整个礼乐文化其实可视作一套区别性等级符号体系，也即索绪尔所说的‘语言’；而人们的各种具体活动可视作‘言语’，言语实践必须符合这种强制性的语言规约。这也可以理解为一套非常严格的指示符号系统，其解释项即人们存在的等级性差异。”“礼乐是一种权力符号系统，制礼作乐为的是整饬社会，于上层统治者而言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统治管理的方法。”而孔子所尊崇的正是这种“以礼乐文化符号系统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同时也是中国数千年尊崇的礼制和道德传统的核心。(参祝东《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75页)表现为其伦理符号和思想的“制动价值”上。[注]参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4页。符号学家莫里斯认为，“符号研究兴趣最高的时期是在普遍进行社会变革的时期”，此时旧符号丧失明晰性和说服力，新旧意义相互抵触。[注]C.W.莫里斯著、定扬译《开放的自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新的意义与传统的意义之间出现了隔阂”，“人们必须对这样一些属于现代符号学研究范畴的问题展开思辨”，其目的是改变符号的失序状态，建立新的符号秩序和系统。[注]参祝东《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6-77页。

具体来讲，中国表意语言体系与礼制道德体系的结合，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两个问题：其一是，不同时代的人们要面临语言体系的时代化问题。即如上文所述，语言旧形式与新语义的矛盾，要求语言体系重新进行整合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然汉语体系在发展之初就被打上伦理符号的烙印，且其伦理制动功能和价值在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被置于其他功能之上。因而语言体系时代化受制于传统礼制和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历代以来的语言演变都不允许超越传统礼制道德体系。具有典型圣教和“治国平天下”功能的传统经典文本及其语言体系，是历代语言时代化不可逾越的底线。语言学史上几千年来一直占据文学语言正统位置的、所谓“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即文言，其真正指向的就是先秦儒家经典文本的伦理语言体系。代表伦理符号体系的经典文言不可撼动，汉语就无法真正实现与时俱进和时代化。在激烈动荡时代，文人和学者就不得不对语言指称价值和表意功能进行质疑。因而在第一个问题(即时代化)无法彻底解决的前提下，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言与意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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