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摒弃

这一时期，人们逐渐转变了旧有传统观念，在道德观、等级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人们开始以较科学、理性的头脑看待和接受西方文化，这种观念的改变也体现了近代化的趋向。

就道德观而言，封建社会所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等旧式礼节被民国时期的脱帽、鞠躬、握手等文明礼仪所代替。在称呼上也由过去的“大人”“老爷”改为了“先生”“君”。

在等级观念方面，以我国古代服饰为例，我国古代服饰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不同等级享用不同颜色、款式、纹样，任何人都不得僭越。到了民国时期，从领导阶层到平民百姓的穿着样式几乎已无大的差别。

二、风俗西化范围广、内容丰富、传播途径多

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范围广、内容丰富，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且不说前面提到的服饰、礼仪等方面的变革，就连婚礼习俗、房屋建筑等方面也增添了近代文明的元素。

民国建立后，传统婚姻礼俗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伴随着人们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和婚姻自由观念的强化，新式婚礼在一些大城市中逐渐流行起来。当时有人以“五更调”的形式介绍“文明结婚”的情况：“戒指为定，大婚作见证人，最要紧，结婚书呀，双方盖定。”“郎才女貌两情愿”。这位作者还认为新式婚礼“无啥希奇”，只有“顽固朋友说诧异”。随着民国初年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倡导和实践，“文明结婚”的地域范围和人员也有所扩大。民国初期，新的婚礼习俗的流行也体现了妇女恋爱观的巨大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民初“文明结婚”已经流行，但新式婚俗并未占主导地位，也未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传统的旧式婚礼仍占据上风，所以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婚礼形式与内容新旧混杂的局面，这种情况直到30年代初才有所好转。

民国时期风俗西化现象之所以比较普遍，原因之一大概也有赖于这一时期传播途径的多样性。翻译西书仍是西学传播的主要途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民国时期译书主体是归国留学生，他们精通西方语言且译书水平远远超过了从前。除了译书水平的提高外，西学的传播途径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除图书、报刊外，广播、电影等也成了风俗西化传播的重要工具。

三、人们在对待西俗的态度上由被动逐渐向主动转化，崇洋心理的产生

在民国建立前，虽然社会上的中俗西化现象已经产生，但也只是凤毛麟角，少数有钱有势的年轻人对洋货接触较多，开始主动追求“新潮流”成为当时的时髦青年，他们不顾身份礼法，一味追求时髦的行为，当然被一些仍固守旧礼的人指责为崇洋媚外。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或者可以说是在西方文化的进一步影响下，这种崇洋心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些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也从以“中国为中心”转向以“西方为中心”，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主动转向崇尚西方文化。

对这种崇洋心理，我们当然应该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它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有一定的救偏补正的作用，使许多愚昧落后的恶习因西方的影响而渐渐衰败，使封建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另一方面，这种片面追求西化的态度也使中国传统风俗文化中的精华被遗弃。

四、中俗西化现象的区域不平衡性

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也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和不平衡性。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城市的民众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早且程度也较深，那里也是西方列强势力最先深入的地区。因此，这一地区的风俗西化现象程度深，范围也最广。

相比较之下，内陆和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由于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西方文化的触角又少有触及，所以风俗西化现象不明显。由此显现出了中俗西化的区域不平衡性。

民国时期风俗西化现象的普遍性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面对这一情况，民国时期的一些文人学者对待西学的态度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中体西用。这一主张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被立为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变器不变道，即“中体西用”。从政治上讲，要变革的不是衰败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而是怎样使国家富强的措施和方法。二是全盘西化。陈序经和胡适等反传统主义者是这一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陈序经明确指出：“我虽是极力主张全盘和彻底地‘西化'，却不主张盲目地全盘和彻底接受‘西货'……我主张全盘西化，就是为着反抗那般专事享受西洋货的人。”三是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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