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与中国》从内容和结构上看，文章大体上为总分结构，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广东在中国及抗战中的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广东是旧文化的保留所，是新文化的策源地，是抵抗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根据地。

第一个分论内容，作者以例证法从语言、衣食风俗、宗族观念与宗族制度、思想等四个方面证明了“广东是旧文化的保留所”。这一部分有两点令我印象深刻，第一是作者广博的学识。去年曾阅读过作者的专著《中国文化的出路》，对其学术思想有了初步了解，知道作者有一个基础性的论点，即文化整体观。在我理解，文化整体观即广泛的文化观以及文化的不可分性，由于文化的整体性，只有对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广泛的涉猎与研究，才能更加充分地把握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而作者的这一文化思想便在这篇文章中有充分的体现。第二是作者敏锐的历史眼光，作者在本文中所举的第一个例子便是语言，即广东话，“从历史较长的语言里，我们可以认识历时较长的文化”。随后作者又以襁褓、吃狗肉和鼠肉等衣食风俗推及南北文化的历史变迁，这种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不仅需要具备充分的历史知识，更要有丰富的社会调查资料，同时对于平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都应有一种历史的洞察力，从现实生活中感悟历史的变迁。

第二个分论内容，作者依然以例证法从工商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方面，分别论证“自从西方文化传入以后，因为地理以及其它的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

这部分内容有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思考，作者的生活经历与知识背景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发现，作者最著名的全盘西化论是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而在留学欧美时得到加强，并于三十年代初期正式提出，除了中国当时的时代、社会和思想的大背景，之外，作者的个人生活和成长的地区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他的家庭和早年经历对他的全盘西化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仅就本文而言，作者以广东为中心，不排除作者面对广州陷落后的严峻抗战时局而产生的民族心理上的感慨与震动，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作者作为一个广东人(海南文昌人)的乡土情结，而这种乡土情结对作者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都是很难估量的。同时，作者的研究领域与知识背景在作者的所有论著中都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以本文而言，我们可以查找作者写作该文时期的其他论著，显而易见，作者同一些学者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刚刚结束不久，同时作者还在研究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华侨问题以及疍民问题，而所有这些研究领域都能在文中找到相关内容。总之，作者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研究领域涉及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丰富的知识支撑起了作者对各种问题的精深的研究。

对于作者的全盘西化等颇有争议的文化观点，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仅从作者对于广东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和旧文化的保留所的例证而言，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无论如何，从作者所举事实来看，广东的确保留了浓厚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同时又在许多领域开创并引领了一种新文化。但是，问题也因此产生了，即上述两者的矛盾性如何共存于一地，这便引出了下一部分的内容。

“广东是抵抗外侮和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作为最后一部分内容，既是对前面并列论述的两部分内容在逻辑上的递进与升华，又点明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即通过论述广东的重要地位而鼓舞民众的抗战势气。

具体而言，作者通过分别论述广东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和旧文化的保留所，引出了民族性问题，就内容而言，这种逻辑上的递进性推论有些出人意料。初读文章时，前两部分的矛盾性引起了我的思考：同一地域，同一时间，怎会兼有两种对立的文化体态呢？因此想看看作者的解释。随着行文，作者也点出了这种矛盾性，但却没有直面解释它，而是避开它，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即两者“在文化上固有差异，在民族性上是可以说是一致”。这不禁让我的思维突然拐了一个直角弯，方才发现作者的最终写作意图是引出民族性这一话题并以此与时事相结合，以鼓舞抗战势气，令我真有一种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感觉。作者将浓厚的民族观念视为一种广东精神，并以此呼吁广东军民鼓起勇气与信念，努力担起抵抗外侮、复兴民族的责任。

回到专业学术领域，作者所点明的前文中所说的那对矛盾似乎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这不禁令人有些失落和遗憾，是作者有意避而不谈，还是我理解偏颇？无论如何，这总算是一个值得研究问题吧。表面上理解，在理论上这种矛盾对立不可能存于同一个体，但是，也许在实践中，在复杂的历史实际中，这种情况是能够真切地发生的，而这样看来，也许那就不算是一个问题了。总之，要解决上述的所有问题，都要通过不断的阅读与思考，在不断扩展的知识与能力的基础上，加深对中西文化及其相互融汇的认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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