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研究·

罗荣渠师曾考察了1919-1949年间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出路、以工还是以农立国问题的四次大论战，发现其间“各种折衷派观点，中体西用论也好，中西调和论也好，中国本位论也好，都一直受到责难和批判。但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在走着，具体的表现为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 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这一观察深具启发性，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众皆关注而又充满困惑的问题，即文化的可否分割与借鉴。

从较早的“夷”有可师之处到后来明确“泰西”不能不师，众多中国士人总在寻找一个中西文化的会接点。不少人倾向于认为文化体系是可分的，故有可能接受或采纳异文化的某些部分并整合进自己文化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一思路的典型表述。但来华的西人却一直在推动文化整体论，主张对异文化要么拒斥要么接受，意即中国要想“富强”，必须整体西化。随着西强中弱的局面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中国读书人逐渐接受后一说法，于是有后来“全盘西化”的主张。* 说详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入《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30页。

但正因身处西强中弱的格局，即使那些尊西趋新的中国士人，在意识层面向西方倾斜的同时，下意识中也尽可能做出一些留面子和给出路的自我“协商”(negotiations)。毕竟中国人长期以文化自豪，今则不仅尊西，还要西化，总有几分于心不安。

五四后梁漱溟的一个创举，就是一面主张民族文化的特色决定其整体，一面又把文化整体观从民族的提升到人类的，同时又不明言世界文化究竟是单一的整体、还是众多个别文化的合体。这一主张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中西文化，当时就曾引起争议，时人和后人也有些误解，还需要有所辨析。也只有把梁漱溟的观念置于与他人的互动之中，才能更清楚地了解他究竟想要做什么。

一、文化的整体与个别

近代中国人探讨文化是否可分，其实意在借鉴，而且是有特定方向的借鉴，亦即向西方学习。后来“全盘西化”的主张成为热议话题时，张佛泉指明了其中的关键，即“这个问题与文化是整个的还是可分的问题是有连带关系的。主张全盘西化的，当然同时主张文化不可割离”* 张佛泉：《西化问题的尾声》(1935年8月)，《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其实不一定主张全盘西化的，就是倾向于西化的，也很容易赞同文化不可分。如傅斯年较早就提出：

天地间的事物，不是一件一件、一段一段的独立的，是互相关连的；所以西洋成西洋的系统，中国成中国的系统。动摇一件，牵动多种；调和是没成效的，必须征服，必须根本改换。*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9119页。

这里的“征服”意味特别深长。从中国人的角度说，所谓系统性的根本改换，其实就是被“征服”；只有站在五四前后流行的“世界人”立场，以“客观”的眼光自视，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不觉不安。* 按傅斯年后来民族主义倾向很强，但他那时大概秉持矫枉必须过正的思路，仿佛宁愿被西洋文化系统“征服”，其实下意识中知道征服不了。他晚年明言，“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所以“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同时也并不能不预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6册，第124-125页)。

较早提倡中国全盘承受西化的梁漱溟，就确实主张文化不可割离。他曾说，晚清的改革者总想将西方的“制造”搬到中国，“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亦即“西方的根本文化”。他以瓜为比喻说，西洋这些东西自有他的文化来历，“不是可以截蔓摘果就挪到自己家里来的”。* 梁漱溟：《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第一册，《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5-256、333-334页。 不过梁漱溟与那时一般人不同，他自有一套思路比较“辩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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