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有史载以来三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清官廉吏辈出，以狄仁杰、司马光、于成龙、陈廷敬为代表的三晋先贤，其清正廉洁的家风泽被后世，绵延至今。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在动荡和剧变中由传统向现代转型，20世纪上半叶，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失序凸显，政局腐败，官场黑暗，清官难觅。而山西晋城籍的国民政府官员苗培成堪称民国官场的一股清流，他在长期从政生涯中树立的廉政家风，对于推进当前我国廉政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苗培成的生平

苗培成，字告宝，1894年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县城西苗匠村（今属晋城市城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科采矿冶金学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22年加入国民党。从北大毕业回山西后，苗培成集资创办了太原平民中学，作为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基地，并出任该校首任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苗培成历任国民党山西省党务指导委员，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中央训练部副部长，安徽省党务特派员，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二巡察团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第六战区、第九战区分会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专门委员，安徽江西监察区监察使，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等职。苗培成还曾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9年4月，苗培成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在台期间曾任台湾当局“国策顾问”，台北县私立复兴美术工艺职业学校校长，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3年10月，苗培成在台湾病逝，享年89岁。

二、廉政家风

苗培成从1927年开始主持国民党山西省的党务工作，到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从政生涯几乎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相始终。在这二十多年中，苗培成以身作则，树立了足供苗氏家族后来从政者效法的廉政家风。

（一）清廉自持

苗培成的父亲苗得浚为清末廪生，民国初年出任晋城县劝学所所长，为创设全县乡村学堂，奉派下乡进村入户调查，路费、食宿等一切开支均是自备，从不使用公费，后来苗得浚当选为山西省议会议员，在省议会以公道、正派著称。[1]受到父亲的影响和教诲，苗培成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始终坚持清廉自持，这在国民党政权高级官员中极为罕见，实属难能可贵。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期，对于各级党政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渐成风气。苗培成从政期间曾长期集党、政、监察大权于一身，但他一贯严于律己、奉公守法，坚持清廉自守，坚决不与贪渎腐败的同僚同流合污。清廉对于现代政府公职人员来说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但在当时政治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苗培成浸淫官场二十余年却能够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是需要足够的政治勇气、政治定力和政治智慧的。也正因为如此，清廉成为了晋城苗氏家族廉政家风的首要准则和核心理念。

（二）勤于职守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作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的监察院成立后，在地方上推行分区监察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监察区，设立监察使署，派遣监察使分赴各地，代表中央政府行使监察权。1935年4月，苗培成出任皖赣监察使，当时正值长江中下游发生水灾，苗培成上任后立即出巡视察安徽省境内长江沿岸的水利堤防，并沿途慰问灾民。此后一年多内，苗培成又先后出巡视察9次，行程遍及辖区安徽、江西两省各县市，检查各地政务，了解民情。在视察期间，苗培成还接受广大民众对公务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检举控告。到1936年底，苗培成共提出弹劾案27件，被弹劾的公务人员有40人，其中县长12人、县公安局长5人、地方法院检察官4人。[2]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一直迷恋军权、崇尚军治，在其政权体系内部，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当权者不愿也不会将能够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的实权赋予监察机关。苗培成担任监察使期间，面对的是强势的地方政权和盘根错节的士绅势力，但他并未畏葸不前，做自命清高、崇尚空谈的“太平官”，而是勇于任事、积极履职，正如他在就任监察使时所说：“因为按监察院的组织，监委多集中首都，注意全国政治得失，对于地方吏治及人民疾苦，或不易周知，尤其在……水旱灾区，政治上一切建设与救济事业，急待切切实实的去做，所以各区监察使的设置更刻不容缓。”[3]无论时局变幻还是职务变迁，苗培成二十多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勤政为民，为苗氏家族后来的从政者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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