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20世纪的重要篇章，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近年来更有大为发展之势。何谓“集体化时代”？陋见所知，或曰“合作化时代”，或曰“公社化时代”，对其上限的界定更有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诸多说法。我们认为，集体化时代即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继，一路走来，这是沉睡千年的广大农村未曾经历过的燃烧岁月，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特殊时代。之所以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的互助组作为开端，是因为互助组的目标就是集体化，毛泽东于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认为要“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①毛泽东：《组织起来》，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页。。没有互助组，就没有后来环环相扣、叠浪逐高的合作社，这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是一个逻辑的存在。

引人注意的是，山西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早在1940年代初，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西沟李顺达互助组即在晋冀鲁豫边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李顺达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著名的劳动模范②行龙：《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及至1950年代，山西省委在上党革命老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引领和示范效应，在中共党史尤其是农业发展史上影响至深；自1960年代起，“农业学大寨”作为一项运动迅疾遍布全国，前后延续近二十年时间，成为人民公社时期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可以说，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山西都称得上引领风骚，“敢为天下先”，也是集体化时代的一个典型和缩影。

我们以为，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实践逻辑和特质，进而为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提供地方经验和历史借鉴。自2003年岁末我在太原南宫旧书市场第一次意外发现并搜集到第一批基层农村档案起，到现在已有15个年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档案的搜集、整理到初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风起青萍，势成难转，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集体化时代研究的活跃，当代基层农村档案已不再是往昔备受冷落的“灰姑娘”，而是渐成集体化时代研究的“新宠”，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热点，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本文将根据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多年来的学术经历和体悟，就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思考与实践进行阶段性反思和总结。无甚高论，借以求教。

一、资料革命：“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前辈学者乔志强先生（1928—1998）的指导下，历来重视历史文献，尤其是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业师乔志强先生的体认中，“历史调查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①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7页。，先生最早出版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1957）及后来问世的《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1980）、《退想斋日记》（1990）等重要史料和著述，无一不是他实地走访，劳力摸索，潜心搜集所得。及至我等下一辈，顺应区域社会史学术潮流的兴起，继承了先生的学术传统，明确提出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主张，成为我们从事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共同取向。目前中心年轻一代学者大都是我最初培养的博士，也都贯彻着这一理念，在研究中利用了田野工作搜集到的大量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正是中心三代学人积年累月的传承和坚守，催生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我们关注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既是反思“革命-现代化叙事”的学术实践，亦是社会史研究应有的社会关怀。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海内外学者围绕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相关议题展开了长期探讨，涌现出许多成果。尽管汗牛充栋的著述关怀有别、角度各异，但总体上陷于革命史与现代化的两极叙事窠臼而难以超拔，并衍生出不一而足的解释困境和实践难题。从有关土地改革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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