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阐述的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聚焦于民族器乐的历史及其发展问题。所谓传统音乐一般指的是运用本民族固有的形式与方法进行创作的、具有本民族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音乐作品。那么如今我国的民族器乐仍然保持并秉承着中国原有的历史特征吗？民乐逐渐失去原有本色走向西化现象是今人必须思考的一大问题。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乐器的发展历史。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远古及夏商时期直至汉代是我国固有的音乐文化时期。在诗经中已经出现了近三十种乐器，周代则达到了七十余种之多，并发明了八音乐器分类法。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乐器也随之发生历史沿革。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印度、波斯系的乐器大量传入，它们与中国固有的乐器交融并行，在唐代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潮。我们从中国的古代文献以及大量的佛教洞窟壁画中已能窥探其音乐组合的面貌。不仅如此，唐朝开始，乐器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乐器的作用不仅仅是人声伴奏、器乐合奏，乐器的独奏性能开始出现，乐器的表现力大大凸显。唐代的内教坊出现了搊弹家，琵琶的演奏开始扔掉拨子直接用手指搊弹，①渐渐地由横抱走向直抱。四弦四项开始向着多柱琵琶展开，音域加宽，琵琶的独奏意识加强了。

图一.新疆克孜尔石窟第38窟

图一是出现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第38窟（公元四世纪）的一幅琵琶与横笛的飞天伎乐图，这是早期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五弦直项琵琶演奏样式，橫抱拿着拨子弹奏。这样的演奏样式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北齐出土的扁壶上所绘胡乐人图（图二）仍然是横抱演奏。图三是五代南唐著名宫廷画家周文矩所作“宫女图”，描绘的是唐代内教坊女性乐人习乐的场

①《通典》乐四，卷144，琵琶的条目中道：“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搊琵琶是也。”面。因此，尽管《通典》乐四所述：“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但是在唐代的浮雕、壁画及美术等作品中几乎很少见到直接用手指弹奏的场景。也就是说，即便在唐贞观中开始用手直接演奏，这种用手指弹奏的搊琵琶并不普及，至少在画家们的印象中琵琶仍然是使用拨子弹奏的。显然，琵琶演奏法的变迁是唐代以后逐渐形成的，这一点在山西曲沃县出土元代多柱琵琶的石俑中得到确认。这尊竖弹九柱琵琶标志着琵琶演奏已经向着近代发展。

琵琶多柱的出现扩充了音域，扔掉拨子直接用手指弹奏解放了琵琶演奏上的束缚，琵琶由伴奏为主的乐器逐渐走向了独奏的行列，元代出现的琵琶大曲《海清拿天鹅》便是一个例证。这样的情形在其他乐器上也同样出现。横笛与琵琶相同是一件外来乐器，传自于印度，在新疆克孜尔石窟早期的壁画中已经出现（见图一）。这幅出现于公元四世纪的壁画，直到唐代前横笛是没有笛膜的，唐代出现了笛膜。北宋陈旸《乐书》七星管的条（卷148）载 ：“唐之七星管古之长笛也，一定为调谷钟磬之均，各有短长应律吕。盖其状如篪而长，其数盈寻而七窍，横以吹之，旁有一窍幂以竹膜而为助声，唐刘系所作也……。”笛膜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笛子的表现力，解放了乐器的功能。宋朝出现了义管笙，调节一个能够活动的笙苗便能转调，这样一个笙能够演奏多个调，提高了演奏效率。到了宋代，出现了乐器合奏形式，也就是器乐室内乐的形式面世。如小器乐、清乐、细乐等形式，这是以往所没有的演奏形式。由此可见，唐宋以来我国在器乐演奏方面发展蓬勃。尤其是宋明清时期戏曲曲艺、说唱音乐的展开对器乐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代的古琴乐曲、清代的琵琶曲的大量出现见证了中国器乐发展的辉煌时期。

从周代至明清的两千年多年间，中国的民族器乐确实在形制、演奏技法上发生了些变化，出现了创新，但是如上所述，这些渐变可视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的漫长的历史调整，总体反映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思维趣向和特征。反观当代的中国民族器乐的现状，由于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本原性的音乐体系在发生革命性的变迁，传统流派的基本面貌开始走向消亡，中国的民乐“姓什么”、“源”在何处令人担忧。

在当代城市语境中，中国的传统音乐迅速地走向现代，越来越向着西方化发展。在走向世界、跟世界接轨的口号下中国传统音乐的语言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在西方音乐主导下的音乐学院，以西方审美趣味为主旨的语境中，传统音乐的生成环境也令人担忧。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器乐形式的构成随着西方音乐传入正在不断地告别它的历史，或者说改写了过去的历史。二十世纪上半叶，刘天华开创了二胡练习曲的先河，渗透了大量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其原意是提高我国二胡的表现力，而实际上是对我国民族器乐发展起到了风向标的示范作用，音乐学院的民族器乐涌现出大量西式练习曲，作为课程练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乐器改良风潮，为迎合西方音乐的“先进性”出现了带键的笙，十二音体系的筝等，舍弃或弱化了五声音阶的本体音响。我国民族器乐合奏原本主要在中音与高音区，这不符合西方音乐的审美趣味，由此在乐队中增添了革胡、大提琴与倍大提琴，增加了低音效果与乐队音响的平衡感，形式上趋同于西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小提琴、钢琴或西方作曲家的作品填充于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的练习曲中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固有的音乐语言与审美趣味。近几十年来，二胡与钢琴，民族器乐与西方管弦乐队的协奏曲体裁的作品等广为盛行，中国的民乐须穿上“西服”才能面对观众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本身的白描化、线条性的音乐语言失去了她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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