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医“西化”的问题一直是医界议论的话题，尤其是中医界热议的话题。什么是“西化”？如何认识“西化”？至今没有定论也无法定论。这是因为，“化”的确是存在着的现象，“化”又的确有不可排除的因素，围绕二者间的仁智之见自然也就各有其说、各得其说了。思考这一问题的方法很多，或许文化思考的方法有助于二者之间的沟通，找到二者间比较接近的链接语。

1 “化”与中医

何谓化？《说文》的解释是：“化，教行也。”后世由此引申出的意义大体有十几种，变化、感化、教化、随化、造化、进化、风化、消化、募化等皆为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彖辞·贲卦》)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表现为生命连续性中的日新日化。“化”的主题是变化，是所有学科进展历史中的必须与必然，中医学也不例外。在变中创新、化中进步，始终左右着中医学发展的方向。不过，“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任何学科的“化”，都必须符合自身的发展规律。“化”的前提、“化”的方式和“化”的结果，是人们谈变说化的先决前提。

从本质上看，中医学是“化”的产物，它是从生活中进化而来、升华而来的。先民们求生存的实践和本能是酝酿医学的温床，经过几千年风雨的洗礼，逐渐提高和完善，聚沙成塔、积浅为深，于是才有了从零散的疾病认识到系统医学的进步，有了从多家的论述到汇为一集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黄帝内经》。在历史长河里，这一过程始终是在不停地进行着的，从无休止、反复在“化”着的。这种“化”，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由无序到有序，不断再造、不断发展，最终脱胎换骨形成了实用的、系统的、完整的医学科学，并且始终处于动态中，或明或暗地“化”着。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中医学与时俱进，“化”出了博大与深邃，“化”出了灿烂和光明。打开中国医学史，到处都是中医“化”过来的实例、“化”出来的路子：扁鹊随俗为变，“过邯郸，闻贵夫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1] 这里，“随”是“化”的形式，地域差异、文化习俗差异都是“化”的前提，为民众健康需求提供有效的服务是“化”的宗旨和目的。医者不是“郑人买履”，单凭主观思维和技艺强迫受众适应，而是积极寻求适宜于民众需求的新思路、新方法，“化”是积极的理念、主动的行为。晋时，中外医药的交流不断加强，西域各国的沉香、檀香、薰陆、郁金、香附子、诃梨勒等药物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医学不是闭门只修家中事，而是敞户汲取世外香。这里，“进”是“化”的形式，异药中用，无疑对中医学具有补充的作用。隋唐时期，国外医药不断向我国渗透，天竺和西域医方书十余种被引入我国，并开始传播。大唐盛世，文兴医茂，留下了历史的辉煌。这里，“传”是“化”的形式，溶异入我，化异为我，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就药物而言，晋时我国从国外引进的新药就有114种，医家郑虔还把西域传入的药物汇成一集，名曰《胡本草》[2]。元代朝廷设立的“广惠司”，使用的大都是采用阿拉伯医生配置的回回药，政府还组织力量编译了阿拉伯的医书《回回药方》。中医学包含着智慧的多民族元素，以惠及更大的人群。这里，“增”是“化”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内容[3]288。明代，一批欧洲教徒以中国最感缺乏的科学知识作引线，把大量的西方文化书籍输入我国，著名者不下百数十种，其中也包括与医学有关的《人体概说》之类[4]7-29。外来文化的冲击，必激发东方文化的昂进；外来思想的深入，定带来学术的新鲜气息。这里，“输”是“化”的形式，聪明的中医人看看“西洋景”也未必不受启迪、没有收获。清代医家王清任，“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其人之求学，亦饶有科学的精神。”[4]310无论他个人是否接触过西医，他的行为在客观上与西学东渐的影响是有割不断联系的。这里，“学”是“化”的形式，实体思辨对阴阳思辨的验证和补充，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纵观历史，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逐渐加深，16世纪以后认识论出现的由综合向分析阶段的转变成为必然。人类逐渐用分析的方法逐一对事物进行分解，学科自然就出现了。认识论上的这种变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5]。西医就是这一潮流促生下的产物，其对医学科学的推动作用是不容置否的。中医学正面平视西来的浪潮，冷静应对着风吹浪打中的莫测时变。近代的新文化运动，给西医在中国的快速繁殖注入了生长剂，中西医学在吵吵嚷嚷中开始了“汇通”、“体用”、“参西”的艰难磨合。这种异文化之间的摩擦、撞击、对话、渗透，不断荡起涟漪，搅得大家自觉不自觉地去研究自己、研究对方。“他动”与“动他”，“我动”与“动我”，这种融合与不同，蕴含着无限的创新与生机。正是这种各地域、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比拼、交流，人文与科学的互动，才使世界变得如此精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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