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神附体，源于人类历史的早期并经历代传习而成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古老交流模式。其基本形式为，出于某个具体的目的，由从事巫觋活动的人或群体以若干仪式延请某位“神灵”降附于人体的活动，借以实现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解决”。笔者在检索民间信仰的相关文献时，发现了清代山西地方社会中有一个专司降神附体的群体，称为“马裨”。更甚者，相较于学界对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河北等地的降神附体研究更多倾向于文本记载的不同，“马裨”在山西不但从清代以来一直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山西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以某种“活体”的形式延续下来，体现了极强的生命力。通过对“马裨”的考察，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从日常社会生活的角度展现传统时期降神附体活动的一些细节。

一、“马裨”的活动场域

“马裨”，又称“马角”、“马子”、“马畀”等，乃上古时期巫觋活动之遗风。之所以皆以“马”命名，与“马”在漫长传统时期中的重要作用有关。就降神附体来说，“马”已经被视为“现世与神界交往的交通工具”。①黄强：《“马马子”与民间信仰》，辑于姜彬主编：《中国民间文化——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14页。以愚目所及，“马裨”最早见于康熙初期，清初文人汪价在河南见到“有所谓马子者，托神附体，俨坐堂檐，执绳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谒神座，勉拜马子酬愿而去……”②（清）涨潮：《虞初新志》卷20《三侬赘人广自序》。学界所关注马裨夹杂于国内民俗、戏曲方面的研究之中，基本上将之纳入下层民众在宗教信仰、民俗传统、戏曲演绎等方面进行观察，侧重于阐述清末民国以来民间信仰、戏剧的具体演绎和文化特点。③笔者愚目所及，出于资料和关注度的有限，“马裨”作为单独研究的学术论文只有数篇，如黄文虎的《“马披”琐谈》（《傩苑——中国梵净山傩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为研究“马裨”的首篇专论，文章只是围绕马裨的几个个案进行了简要地说明，并未深入解释；姚春敏的《民间社祭中的“马裨”初探》（《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则进一步从“马裨”在历史上出现的范围、演绎形式、“马裨”装扮者的来源等几个方面呈现了“马裨”作为民间降神附体的一种形式的庞大时空性；其他如杨新民《冀南的龙神崇拜及祈雨文化》（《邯郸地区民俗辑录》，2006年）、黄竹三《山西曲沃任庄〈扇鼓神谱〉和扇鼓傩祭调查报告》（《黄竹三学术论文自选集》，2015年）等若干文章中对“马裨”也略有论及。而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马裨”的存在却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清代山西降神附体活动的重要契机。

从时间上看，山西的旱灾大多集中在夏季，①邹文卿、高策：《清代山西旱灾规律及防治技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第12期。所以山西的民众多未雨绸缪地在夏季的初期进行祈雨活动，并渐渐成为时节民俗。山西正常的祈雨活动大致会出现在每年的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这个“祭龙神”的时期，见下表1。但是，如果干旱持续，“惯例”性祈雨活动无效的情况下，村庄就会再次进行祭祀祈雨，“马裨”就会在这一时期出现。

表1：山西数地“祭龙神”时间表② 光绪《左云县志稿》，载于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59页。③ 光绪《定襄县志补》卷2《风俗》。④ 光绪《续修崞县志》卷1《舆地志》。⑤ 民国《保德县志》，载于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65页。⑥ 同治《河曲县志》卷5《风俗类》。⑦ 光绪《岢岚州志》，载于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69页。⑧ 民国《和顺县志》，载于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73页。⑨ 嘉庆《介休县志》卷4《风俗》。⑩ 光绪《交城县志》卷6《赋役门》。? 民国《陵川县志》，载于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37页。左云县 “六月朔日，享祀龙神。……南门外龙神庙演戏”。②定襄县 “六月六日，城乡各祀郊神，谓之‘祈伏雨’”。③崞县 “（六月）十九日，祭龙神”。④保德县 “（五月）二十五日，祭龙神”。⑤河曲县 “（五月）二十五日，农家祭龙神”。⑥岢岚州 “六月，迎神赛社，城乡虔祀龙神”。⑦和顺县 “（六月）十三日，十三日，于云龙山祀大龙神”。⑧介休县 “（六月）十五日，祀龙王”。⑨交城县 “（六月）十五日，报赛龙王神”。⑩陵川县 “六月一日至十三日，大小村庄咸聚会，上菊嗽山龙神祠虔祭，祈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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