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与山西五台山，自古以来便是丝绸之路沿线极具代表性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名山，传说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在佛教流传国家影响很大，因此唐五代一般僧人包括印度僧人都以朝拜五台山为最大的心愿［1］5-6。唐五代这些来自敦煌乃至远自印度的僧人不远千里万里前往五台山巡礼并留下游记，这些游记在敦煌文书中有大量记载，成为今天研究五台山佛教和沿途道路交通的重要文献。这些僧人在返回时，又往往带回有关五台山圣迹的画样，成为各地佛教绘画艺术中的重要题材。莫高窟第61窟又称为“文殊堂”，该窟西壁即绘有大幅五台山图。到了元代，由于疆域的空前辽阔和驿站体系的发达，敦煌与山西地区的佛教交流愈加频繁。来自山西地区的僧人信众不仅长途跋涉数千里前往敦煌巡礼莫高窟，留下数量可观的游人题记，而且一些僧人还参与到敦煌的重大佛事活动中。本文主要利用莫高窟游人题记和敦煌碑刻资料，力图钩稽元代山西僧人信众巡礼敦煌莫高窟和参与当地佛教活动的事迹，籍以探寻元代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交流景象。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游人题记所见山西信众对莫高窟的巡礼

游人题记，泛指礼佛香客或参观游人在壁画塑像上的信笔漫题［2］。莫高窟的游人题记，其时代自唐宋迄于民国，而又以元、清两代数量最多。这些题刻在石窟墙面上的游人题记，为来自各地的信众游客所题写，题主包括官员、僧人、普通信众、军士等，很多题记还留下了题主的来源地等信息，具有丰富的历史与宗教研究价值。

由于元代疆域的空前辽阔和中西交通路线的多元化，汉唐时期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敦煌其地位有所下降。甘肃行省甚至被认为是“僻在边陲”［3］“地在极边”［4］，敦煌位处甘肃最西北，则更为偏远。元朝在敦煌设立了沙州路总管府进行管辖［5］，并派诸王进行出镇［6］。而山西则是元朝的腹里地区，隶属中书省管辖。根据《元史·地理志》，属于今天山西地区的有晋宁路、冀宁路和大同路。尽管敦煌僻在西北边陲，但得益于元朝发达的驿站交通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元朝各地百姓依然可以较为畅达地前往敦煌巡礼莫高窟。

笔者依据法国伯希和著《敦煌石窟笔记》和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曾对莫高窟的元代游人题记进行了统计，共统计出在莫高窟的45个洞窟中留存有至少119则元代游人题记［7］。其中，至正年间（1341～1370）最多，有 47则；至顺年间（1330～1332）有13则；元统年间（1333～1334）有 7则；至大（1308～1311）、天历（1328～1329）、延祐（1314～1320）、至治（1321～1323）年间，各有 5则；大德（1297～1307）、泰定（1324～1327）年间，各有2则。此外至元年号题记共有9则。由于元世祖与元惠宗均有至元年号，因此除莫高窟第5窟至元七年题记、第397窟与第443窟的至元十八年题记可确定为世祖时期题记外，其余6则题记均为至元六年以前，无法判断是世祖时期还是惠宗时期。不过考虑到敦煌历史发展脉络，剩余6则至元题记多数当属惠宗时期（1335～1340）。除以上101则题记书写有年代外，其余18则题记未有年代信息。

从游人题记的题写年代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题记都题写于14世纪元代中后期，尤其以至正年号题记为最多，这也与敦煌历史发展脉络相符。属于豳王出伯出镇时期的大德年间题记有2则；豳王南忽里出镇时期的至大年间题记有6则、延祐年间题记有5则，合计11则；喃答失太子出镇时期的至治年间题记有5则。泰定元年（1324），嗣越王阿剌忒纳失里出镇沙州，属于其出镇时期的泰定年间题记有2则、天历年间题记有5则，合计7则。天历二年（1329）以后，沙州正式由西宁王出镇。特别是至顺元年（1330）以后，西宁王速来蛮家族长期出镇沙州，这一时期敦煌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与历史发展相表里，属于西宁王出镇时期的至顺、元统、至元、至正时期题记至少70则。这与回鹘蒙文题记大多题写于元代中后期和明初的情况相符。从留题者的职业身份看，大多为普通民众，在题记中多以“住人”出现。此外还有官员、僧人、道士、军人等。

以下对莫高窟游人题记所见信众游客的来源和题记数量进行统计，制作表格如表1所示。

表1 莫高窟游人题记所见信众来源表来源地区 题记数量 信众分布甘肃行省 26则 沙州路2则，甘州路14则，宁夏府路5则，西凉州2则，永昌路1则，山丹州1则，其他（甘肃黑水街）1则陕西行省 15则 奉元路6则，巩昌府6则，秦州2则，平凉府1则四川行省 8则 成都府5则，夔府路（涪陵县）1则，其他（四川、番色县）2则中书省 18则 晋宁路11则，真定府2则，冀宁路3则，大都1则，其他（北台山）1则其 他 51则 未记载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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